山水即自然。但这不是一个完全的真言判断，只能是在象征或者是提喻的意味上方能如此言说。

中国的山水观念主要完整于孔子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所以，我们的“山水”之中必有仁、智，必有动、静，必有时、空，必有道、德。

我把“山水”分为：原野的、荒野的、田野的和视野的。原野，给人的是时空形式。荒野，给人提供恐惧和敬畏。田野，给人的是劳动、生活和亲和力。视野，给人的是景观和观念，是一个游览、享乐、消费并可以拍照的对于“山水”的观念性模仿和复制。借用马丁·布伯的话来说，人在荒野中将称颂“我和你”，在田野中称颂“我和他”，在视野中称颂“我和它”，在原野中，人，无言称颂。或者，借用“主体性”这个观念，“山水”有着被腹语、低语、话语和词语所分割区别的四个层级。中国古典的“山水论”多是荒野的和田野的，是一种认识论和实践性中的伦理学，不涉及本体论。因此，“山水”也为中国断片、斑点和块片特性的美学思想奠基。

现在人们所谈及的“山水”，多是那种景观性的“山水”。是一种“永恒复归”话题下，生态社会学和地理经济学的伪中国性和伪古典性。是资本变形性的最终影像生成。置身其中的人，已变成同样具有资本性质的被支配和被交换物。这其实已是一片毫无“山水”的一片荒漠，一个不再揭示任何事物只有符号滑过的旁白。正如我们的当下生活中，那种既无真实判断，又无真实评价和舆论，一种围观之下的纯信息化的景观性“微信”语言的自治——一种在语言本性的颠倒之中生成的话语暴力，和在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新乌合之众的即语式的“自意识形态”。这样的“山水”仅是一种面具化审美的毫无生命连续性的瞬间姿态。

“山水”在中国古典诗歌中一直是作为三种质素而存在：本质、属性、功能。李白有“本质”，王维有“属性”，陶渊明有“功能”。列举三句诗，分别是“黄河之水天上来”“清泉石上流”“悠然见南山”。以上三种，又分别是：语言在语言之中、语言在关系之中、语言在对象之中。其话语形式分别是：“是山水……”“和山水……”“像山水……”。苏东坡是第四种，他说：“由山水……”，那是“我思故我在”出现在了山水的“形态”中，如“横看成岭侧成峰”。

因此，山水即相遇，山水即临即，山水即置身。

人在山水中。但山水之人不是无生命形式的赤裸之人，更不是生物学之人和牲人。山水以存在本身给人以唯一的生命与思维的纯粹形式。山水即思。人思存在。山水即真理和自由用以沉默藏身的那个面相，来抵抗实在和人之话语喧哗的那个面孔。山水即人回到面庞而与面孔的斗争性分离。人来到“山水”之中，人投身于“面具—面孔—面庞—面相”这一例外运动之中。

世界上最大的山水是地球。比地球更具有极性的山水是太阳和银河系。那么山水即是量子力学对古典力学的一种塑造，或者是古典力学对量子力学的一种显现。山水即一种被抛入的深渊、孤独和绝对的荒凉。以上所言对吗？不对。那么，真正的山水即地球之圆和太阳之圆。山水即是“圆”。山水即是王阳明和胡塞尔的“良知”和先天纯粹逻辑形式。

孔子在山水之中，所以有言：逝者如斯夫；老子在山水之中，所以有言：天长地久；庄子在山水之中，所以有言：无极之外复无极。

山水：几何学中的数与力。山水：时与空。山水：有与无。山水：身体。山水：属与种。山水：康德的“范畴”。山水：庄子的“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山水：海德格尔的“让思”。

山水，语言之无言：“道—德”的一致统——一个绝对事件的纯粹形式；人之思维的原质。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能被人历史的、经验的把握的人类事件。

山水——“自然保护区”其实对应的是“罪犯—拘留所”“难民—收容所”“犹太人—集中营”。山水——“风景旅游区”则可以和“商品—超市”“面影—美容院”“墨点—微信圈”和“谎言—议会大厦”相互对应。

所以，我们的诗歌不能如此着急的去误解“山水”。因为人类历史并没有已经走到黑格尔式的终结，人还不能变成历史和政治学之中的无用之人。诗歌除了抚摸我们已经舒适的个体生活，也还需要干点别的。

所以，在目前说到“中国性”，它的核心还必须是“现代中国性”。它必须呈现“中国性”的实质：“易”的世界观——时空同一往复共存，因而时间即为“空间—物质”；“道”的生命论——简朴的逻辑自在主义，人同时活在前生，也活在来世，并非只是今世；以及“儒”的社会学——理想秩序集体主义——命名大道之名而取消自名，与大道同名。因此，“中国性”在此时只是一种方法论，只能作为一种方法用来反对社会的生物进化论、享乐主义的生命现世论、他人即陌路的世俗个人主义；是在反对人本主义、理性主义、功利主义、消费与消遣主义，反对所有单向性的“科学”“发展”“进步”“解放”“物”，以及“技术”“机械”“价格”“添加剂”“信息化”……从而按照“易、道、儒”的基本精神，以一种万在共存的理念，在现世重新建立——人，并同时重建“知识分子”为大道而命名的“君子光晕”，以人之原初的澄明“致良知”，而达真正的“至乐”。从而消除人与物之间的盲目动力关系，把已经“邪恶”的“个人现世关系”重新引向天人关系、社会关系和历史关系。那么“现代中国性”其实是把“由东往西”的对于西学的概念化看待，转变为“由西往东”的西学对于“国学”的实质性相互理解与阐释——是“独善其身—默祷”、“以身作则—行动”的中国理念与“忏悔”“救赎”“超越”的西方思想相互对照。那么，西学仍是走向“中国性”的重要现实之路。“中国性”并不是指“唯一性”和盲众性。

所以，“中国性”不能表象化。不能只是“易”的“爻”—符号化、“道”的“图（阴阳）”—象征化、“儒”的“礼”—仪式化。词语化的“小桥流水人家笙歌琴瑟”不是“中国性”。在“艺术—诗歌”范畴中，“中国性”的历史使命应该是重建一种人与自身以及他物的语言关系和历史话语结构，建立一种历史的“语言—精神”关系。和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一样，诗在中国也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神学诗学、逻辑诗学和文学诗学。《诗经》并非是一部中国早期的“文学诗歌”选集，而是一部卦辞、神谕、祷词、祭辞、释梦辞选集，是神学诗歌的一个汇编。“诗：言，寺”，在词源学上最早并非是“语言的神庙”，而是“神庙前的语言”，是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的代天代神之言。孔子的春秋诗学属于逻辑诗学、修辞诗学和伦理诗学。文学诗学的出现是在西汉，在魏晋唐宋发展成熟。这时，“神庙前的语言”转变为“语言的神庙”，人的认识论也由自然本体论转向了历史本体论，诗随之进入到“诵诗以化民”的文学时代。这是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学与诗学协同发展的一条普遍规律。在此基础上兴起的唐诗宋词，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小品美学，是对人的一种美学化的政治与历史规训。其中的文学制度即是语言制度，也是社会制度。“诗”从源头或在本质上，在任何一个民族都是对于神秘意识和世界奥秘的阐释，是对于时空和自我在神学和哲学上的首先认识。诗是对“是”的一个理解和对于先验逻辑的纯粹映现。这也是“山水”在诗中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