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既要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又要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一个个生动的中国故事。

在各种文化形式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自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至今，共有178个缔约国加入该公约，入选联合国非遗名录的项目共计584项，其中57项非遗项目是由多国共同申报、共同享用和传承的跨国文化遗产。中国分别与蒙古国和马来西亚在2008年与2020联合申报了“蒙古长调民歌”和“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

中国目前是全世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项目最多的国家，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项目多达40项。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水平，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际文化传播及交流等方面存在极大的空间。这些高层次非遗项目涵盖文学艺术类、传统知识和民俗集会类，充分体现了非遗形态的巨大涵纳性、包容性和文化多样性，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和生活表现形式。因此，作为全人类共同财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历史的记忆，延续着文化的血脉，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先天是“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的绝佳媒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由此可见，让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中国文化走出国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其工作任重道远，而新冠疫情又让这原本悠远的长路变得“道阻且艰”。我们只能迎难而上、溯流而上，另辟蹊径才能绝处逢生。而我们的蹊径在哪里呢？

1936年6月到10月，斯诺首次访问了陕甘宁边区，并以此为基础创作了《红星照耀中国》。该书一经在伦敦出版就在中外进步读者中引起巨大轰动，随即在上海出版的中文译本，让更多人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真正形象。他们是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星星之火”，多给他们提供非物质文化体验的机会，让他们近距离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经由他们二次传播给其母国的广大人民群众，这样的传播无疑更具说服力，星星之火必然可以形成燎原的气势。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传国际传播，其次必须要建立适合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传播的智库。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已成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的核心问题，而国际传播人才跨文化传播能力的培养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关键所在。斯匹兹伯格（Brian H. Spitzberg）在对跨文化传播能力进行理论回顾时指出，主流的跨文化传播理论路径认为，跨文化传播能力的核心组件包括：动机（情感，情绪）、知识（认知）和技能（行为，行动）等层面。因此，要提传播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跨文化传播的能力，首先要提高传播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感情，使其充分认识将要传播的文化遗产形式。现在很多传播者，对要传播的文化形式缺乏认识，只知其然尚且不能完全做到，之其所以然就更无从谈起。因此，对跨文化传播课程设计上，应采用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并重；在人才培养模式上采取“语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培养复合型人才。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提供了“新闻+计算机”“新闻+国际事务”“新闻+法律”等双硕士学位。新闻学院与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合作的双学位项目，旨在培养面向国际新闻传播的人才。这些形式都可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提供可参考的范式。除此以外，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应加强高校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基地的产学研发展，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人才的文化体验，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反过来促进理论发展，最终做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拓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的渠道，形成国际传播的矩阵合力。社交媒体、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极大地改变了人际交往、信息传播的方式，伴随着新媒体的不断迭代更新，5G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为信息的传播提供了更为高效的途径，同样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传播开辟了新的传播渠道和更多的可能性。而疫情的客观限制又让这种可能性变的愈发紧迫。要拓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传播的渠道，首先要借助国内外已有的成熟平台。为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助力构建新型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于2021年1月12日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致力于共同促进一大纪念馆和中共创建史的国际传播，运用上外现有29个语种的“多语种网站”，向外讲述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故事。除了已有成熟的平台，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想拓展传播渠道，还不应忽视新兴的自媒体传播力量。民间的自媒体传播从细微处入手，感情真挚，细节真实，往往会产生出其不意的传播效果。我国新生代年轻人青春活力、很具创造力，他们一经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网络传播相结合，就会爆发出巨大的潜力。